從孟子論伯夷、柳下惠等圣賢看其進退觀
作者：林榕杰
來源：作者賜稿儒家網發布，原載《黑龍江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摘要：孟子認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在出處進退問題上的四種分歧做法，而其雷同之處為趨于仁以及“歸潔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惡人之朝，可謂“以往為潔”；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謂“不以不往為不潔”；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觀點，往就于兩君之間，而他“自任以全國之重”則為孟子所贊許。孟子推重孔子是“集年夜成”者，其進退觀在相當水平上也汲取了孔子的主張。他還指出孔子有“見行可之仕”、“際可之仕”與“公養之仕”，這代表了仕的三種層次。別的，在孟子對舜、百里奚與子思等圣賢的論述中同樣體現出其特定的進退觀。
關鍵詞：孟子；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進退
作者簡介：林榕杰，歷史學博士（中國國民年夜學），廈門年夜學哲學博士后、歷史學博士后，米蘭年夜學歐盟伊拉斯謨計劃博士后，都柏林年夜學歐盟伊拉斯謨計劃訪問學者，噴鼻港中文年夜學短期訪問學者。
戰國時的思惟家孟子曾經游歷齊國、梁國、魯國等，但當時這些國家的國君對他都“不克不及用”。孟子平生就從政而言可謂有屢次往就、進退。在他的思惟中，政治上的進退觀也是較為主要的一個方面。他在這一方面觀點的構成不僅與其本身的經歷有關，還總結了歷史上伯夷、伊尹、柳下惠的做法，尤其是孔子的做法與主張——這四位分別被他稱為“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與“圣之時者包養軟體”。除此之外，孟子關于政治上進退、往就的思惟還體現在他對舜、百里奚、子思等人的談論中。從孟子對上述這些圣賢的評論進手，我們可以較為深刻地掌握其政治上的進退觀。
一
在《論語》中，有數處記載孔子及其門生論及伯夷、叔齊或柳下惠。伯夷、叔齊是商周之際的人物，曾試圖勸阻周武王伐紂。武王滅殷后，伯夷、叔齊不愿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后餓逝世（參見《史記》卷六一《伯夷傳》）。孔子稱他們為“古之賢人”，并說過：“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平易近到于今稱之”（《論語·季氏》）。
柳下惠即魯國年夜夫展禽包養網VIP，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惠是其謚號。《論語·微子》中記載他為士師，屢次被黜退仍不離開魯國。有人對他說：“子未可以往乎？”他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須往怙恃之邦”。他雖然屢次被黜退仍不愿“枉道而事人”，并且無意離開魯國這一怙恃之邦。看來他既不“辟世”，又不“辟地”。而這與伯夷的事跡就有較年夜差異——后者曾辟紂而居北海之濱，可謂“辟地”；后又不食周粟而隱，可謂“辟世”。他可說是“不枉道而不事人”。
伯夷與柳下惠在仕隱問題上是有分歧甚至相反之處的。孔子曾說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以及“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罷了矣”（《論語·微子》）。伯夷可說是“隱居以求其志”，能“不降其志”，雖受餓而不受辱，其境界應高于柳下惠。孔子曾經言及“匹夫不成奪志也”，是以他說柳下惠等“降志辱身”或有為其惜之意。但是柳下惠堅持直道而事人，能言行無掉，這樣他盡管曾“食祿亂朝”，仍被稱為“逸平易近”。
后來孟子也曾比較“不屑就已”的伯夷與“不屑往已”的柳下惠二人的區別：“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惡惡之包養甜心網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看看然往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孫丑上》）。伯夷“非其君不事”，這樣他就不會不擇君而事，也不會因為諸侯“善其辭命”就出仕。他可說是屬于“潔其身”、“不辱其身”而不屑仕于諸侯的[1]。
至于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赤身露體于我側包養甜心，爾焉能浼我哉？’故飄飄然與之偕而不自掉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往已。”柳下惠不憚與惡人“同朝并立”，“但不掉己之正心罷了耳”（趙岐注）。他能“不自掉”、“不隱賢”，也就“不克不及浼”。[2]伯夷、柳下惠都可說是“不屑不潔”，不過伯夷的不屑表現為不屑于就“不潔”，而柳下惠的不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屑則表現為不屑于往“不潔”；伯夷可說是“以往為潔”，而柳下惠可說是“不以包養金額不往為不潔”。
孟子認為“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正人不由也”（《孟子·公孫丑上》），這樣就對伯夷與柳下惠都有所否認。所謂伯夷“隘”，按趙岐注是指他“懼人之污來及己，故無所含容”，也就是說他唯恐被別人所污而選擇退避，且不屑于君子；所謂柳下惠“不恭”，是指他“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也就是說他認為別人雖污但并不克不及污己，是以他不屑于退避，且不屑于君子。不過孟子也曾稱贊伯夷、柳下惠為圣人：“圣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怯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孟子·盡心下》）。而孔子只稱伯夷為“古之賢人”或“逸平易近”，稱柳下惠為“逸平易近”。從孟子對伯夷、柳下惠雖有所非仍確定他們是圣人可以看出，他所謂的圣人并紛歧定是完人，并且圣人并非一切都可取法[3]。
在此附帶一提的是，西漢時以“幽默“聞名的東方朔否認伯夷、叔齊而確定柳下惠之類的“朝隱”者，并曾告誡其子以容身為上：“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他以最終餓逝世于首陽山的伯夷、叔齊包養sd為“拙”，以曾經作為周柱下史而“朝隱”的老子為“工”，顯然其觀點與孔子、孟子是有區別的。
二
孔子在談論“逸平易近”的時候，表包養網比較達了他本身與伯夷、柳下惠等在仕隱問題上分歧的立場。后來孟子在論述這一問題的時候，又參加了伊尹，并認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四種有差別的態度。伊尹秉持“‘何事非君？何使非平易近？’治亦進，亂亦進”（《孟子·萬章下》）的立場，這顯然分歧于“非其君不事，非其平易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的伯夷。二者的重要區別之處在于伊尹對君主實際上無所擇，對平易近眾實際上包養管道也無所擇，這樣他一旦決定出仕就不會退隱，並且在分歧君主之間可以屢次往就——他曾“五就湯，五就桀”。伊尹所為似有可議之處，但假如從“自任以全國之重”出發就可以懂得了——他“思全國之平易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全國之重也”（《孟子·萬章下》）。 對自任以全國之重者而言，全國重于君，平易近重于君，為了全國之平易近可以在分歧君主之間反復有所往就。
伊尹在出仕前即樂堯舜之道[4]：“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全國，弗顧也；系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他之所以出仕是因為湯屢次使人“以幣聘之”，于是幡然改變了原有的立場，并認為：“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平易近為堯舜之平易近哉？吾豈若于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平易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予，天平易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平易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孟子·萬章上》）商湯屢次使人“以幣聘之”使伊尹悟到本身不克不及獨樂堯舜之道，而應該行堯舜之道于全國。伊尹出仕不是為了“祿之以全國”，而是為了使全國之匹夫匹婦能“被堯舜之澤”。這樣，無論君為何君，平易近為何平易近，他都要出仕。無論君為何君，他都要使其成為“堯舜之君”；無論平易近為何平易近，他都要使其成為“堯舜之平易近”。
是以，他與伯夷的分歧包養妹之處在于，他不會不事惡君；他與柳下惠的分歧之處在于，他不會局限于怙恃之邦而僅事一君。與二者都分歧的處所在于，他不僅要事君，還要“變君”、“變平易近”。孟子有所謂“失意與平易近由之，不失意獨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伊尹的出仕可謂由“獨行其道”轉為“與平易近由之”以及“與君由之”，而這就需求“以斯道覺斯平易近”以及“以斯道覺斯君”。
從孟子的話可以想到，恰是商湯屢次使人包養心得“以幣聘之”，使伊尹看到本身有行堯舜之道于全國的責任，另一方面也使其看到本身有行堯舜之道于全國的機會。就伊尹能否曾“以割烹要湯”這一問題，孟子的答復是包養價格ptt：“吾未聞枉己而君子者也，況辱己以正全國者乎？圣人之行分歧也，或遠或近，或往或不往，歸潔其身罷了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孟子·萬章上》）。商湯因為伊尹有堯舜之道而屢次使人“以幣聘之”，按理說他會支撐伊尹行堯舜之道于全國。不過伊尹出仕后還有“五就湯，五就桀”之舉。對他來說，使君成為“堯舜之君”并非一揮而就之事，並且使君成為“堯舜之君”也包括對終不克不及成為“堯舜之君”者進行反動。
公孫丑曾對孟子言及伊尹“放太甲于桐”之事，并問“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的答復是：“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孟子·盡心上》）。其實，伊尹放太甲于桐，從某種意義上講又何嘗不是對太甲的訓導——使其或能改過而成為“堯舜之君”，而非僅僅意在廢黜他。孟子此處所說的“伊尹之志”，有人以為是“欲寧殷國”，也有人以為是“公包養金額全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不過自己認為更確切些說這還是指他為了行堯舜之道于全國，而要使君成為“堯舜之君”。
伊尹的出仕，按孟子的說法，是先為君之師，而后為君之臣：“故將年夜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缺乏與有為也。故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后臣之，故不勞而霸。明天下地丑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欠好臣其所受教。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則不敢召”（《孟子·公孫丑下》）。這樣看來，湯所“不敢召”的伊尹與“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的柳下惠還是有主要區別的。
伊尹出仕后屬于必定要行其道者，他是不會“辟世”的。他在政治上最凸起的特點是“自任以全國之包養行情重”，這樣不論處于“全國有道”還是“全國無道”之時，他都不會退避。“自任以全國之重”這一點當是深為孟子贊許的。孟子曾說過“夫天未欲平治全國也，如欲平治全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可見他自己也是以全國為己任的。這樣我們就不難懂得，孟子盡包養網車馬費管對“圣之清者”伯夷以及“圣之和者”柳下惠有所否認——“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但對“圣之任者”伊尹卻沒有批評之語。
三
孔子在政治上的進退與上述伯夷、柳下惠、伊尹等都有所分歧。他在離開齊國時，“接淅而行；往魯，曰：‘遲遲吾行也。’往怙恃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孟子·萬章下》）。包養ptt孔子應與伯夷、伊尹一樣，都會“治則進”，但他不會象伯夷那樣“亂則退”，也不會象伊尹那樣“亂亦進”，而應該會“亂則可進則進，不成進則不進”。
《論語·陽貨》中記載：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孔子表現“夫召我者而豈徒哉？若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同篇中還有另一則孔子與子路的對話反應了他在出仕問題上的立場：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于其身為不善者，正人不進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包養dcard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由此看來，孔子在出仕問題上的立場有別于伯夷、叔齊——他并不是固執于“不立于惡人之朝”（或“非其君不事”）。在公山弗擾或佛肸召他的時候，他的觀點與柳下惠的作為倒有相通之處——后者“不羞污君”，并持“惡人何能污于我邪”的立場。
按《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的記載：孔子為魯年夜司寇時，齊人贈魯國國君“女樂文馬”，季桓子與魯君往觀，“怠于政事”。子路對孔子說：“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說：“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年夜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年夜夫”。孔子于是離開魯國。這樣看來他在政治上的進退，又分歧于柳下惠雖遭“三黜”而不離開怙恃之邦。不過，孔子離開魯國僅應說是“辟人”，他仍欲在別國行其道，而未走上“辟世”的途徑。是以桀溺才對子路說：“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論語·微子》）而伯夷也可說是“辟世之士”，這樣孔子在政治上的進退、往就也就分歧于伯夷。
孟子對孔子離開魯國有以下評論：“孔子為魯司寇，不消，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惡，不欲為茍往。正人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告子下》）。孔子離開魯國，最最基礎的緣由是其道不可，而直接緣由則是因為季桓子的“無禮”。孔子說過：“所謂年夜臣者：以道事君，不成則止”（《論語·先進》）。孔子辭官也未嘗不克不及說是“不成則止”。
孔子還說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包養條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論語·季氏》）。孔子仕于魯可以說是“行義”，不過這種“行義”未能“達其道”，而他周游列國也未能“達其道”。這樣就能懂得他“未見其人也”的感嘆——在他那個時代，他未能見到這樣的人，而他本身也不克不及做到這一點。至于古時，應當有這樣的人——好比伊尹就可說是“行義以達其道”者。
由上可見孔子在進退、往就問題上與伯夷、柳下惠、伊尹表現都有所分歧。孟子認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年夜成”（《孟子·萬章下》）。他這樣說其實在表現本身更擁護孔子的立場。孟子還就“集年夜成”做了進一個步驟的解說：“集年夜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圣之事也”。這樣看來，孔子在進退問題上是以“智之事”為始而以“圣之事”為終的。伯夷等人當然也可稱為“圣”包養網單次，但不克不及稱為知時，只要孔子才可以稱為“圣之時者”。孟子說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應是指他因時分歧而有分歧選擇[5]。
在這方面，孔子并未稱本身“集年夜成”，而是用了“無可無不成”一語。《論語·微子》中，孔子在論述三種逸平易近（包含“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齊，“降志辱身”的柳下惠、少連以及“隱居放言”的虞仲、夷逸）時，表現本身與他們分歧，“無可無不成”。馬融對此的解釋是“亦不用進，亦不用退，唯義地點”[6]。其實孔子“無可無不成”不僅僅能懂得為可進可退，可往可就，可降志辱身，可不降志辱身，還能懂得為可以為伯夷、叔齊，可以不為伯夷、叔齊；可以為柳下惠、少連，可以不為柳下惠、少連；可以為虞仲、夷逸，可以不為虞仲、夷逸。
孟子還提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于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于衛靈公，際可之仕也；于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孟子·萬章下》）。“見行可”應是指見其道（或其言）之可行，這種仕的目標重要是為行其道或行其言；“際可”是指“接遇以禮”，這種仕重要因為國君之有禮；“公養”是指國君“養賢”，這種仕不過為免于貧困而逝世。照孟子看來，孔子之仕，不僅有為行其道而仕者，如國君待之以禮可以仕，如遇貧困而國君能周之也可以仕。從孟子總結的包養網評價孔子這三種仕，我們對孔子“無可無不成”的說法就能有進一個步驟懂得。
關于這三種仕，《孟子·告子下》中還有如下相關表述：“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往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往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克不及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年夜者不克不及行其道，又不克不及從其言也，sd包養使饑餓于我地盤，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逝世罷了矣”。從上述孟子的話中可以看出，因進仕的目標有別，則退避的來由也有分歧：起首，因國君將行其言可以仕（為行其言而仕與為行其道而仕附近），但是其言能否能行決定權并不在其自己手中，而是把握在國君手中，是以如其言未行則應該離往[7]。其次，因國君有禮也可以仕，這可以說是以其有禮而還之以禮，如其不再有禮甚至表現出無禮則應該離往。最后，因自家貧困也可以仕，這可以說是為“免逝世”而仕，屬于不得已為之。孟子提到過：“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孟子·萬章下》）。孔子曾為委吏等，可說是有此“為貧”而仕。這種“為貧”而仕應是在邦無道的情況下才有的。孔子說過：“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在邦無道的情況下，并紛歧建都要選擇象伯夷、叔齊那樣“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以為“免逝世”而仕，但這種仕絕不應轉變到為求富貴而仕。
孟子闡述這三種仕，也在說明仕有三種層次：為行道而仕，為君有禮而仕，以及為免逝世而仕。這三種仕當然都可以接收，但起首應該求其上者，也就是為行道而仕。
四
孟子認為，伯夷、伊尹、柳下惠在進退問題上有三種分歧做法，但這三種做法有其分歧之處。他說：“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分歧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正人亦仁罷了矣，何須同？” （《孟子·告子下》）孔子的做台灣包養網法雖然分歧于上述三人，但同樣可被視為趨于仁。《論語·述而》中有如下一段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進，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求仁而得仁”，不僅是孔子對伯夷、叔齊包養網VIP的評價，還是他對本身的期許。而伊尹、柳下惠又何嘗不克不及說是“求仁”。伊尹之“求仁”表現在他欲使全國之平易近“被堯舜之澤”，表現在他欲使全國之平易近成為“堯舜之平易近”。柳下惠之“求仁”則表現在其“蒙恥救平易近”（《列女傳》第二卷）上，表現在其“直道而事人”上。而對“無可無不成”的孔子而言，無論進退、往就，都會不掉“求仁而得仁”，都會趨于仁。
孟子還認為，除趨于仁以外，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的選擇還有另一雷同之處，那就是“潔其身”：“圣人之行分歧也，或遠或近，或往或不往，歸潔其身罷了矣”（《孟子·萬章上》）。在“潔其身”這一點上，四人的出發點應是分歧的。對圣人而言，不僅隱居、求退能做到潔其身，出仕、求進也能做到潔其身。伯夷以“亂則退”而“潔其身”，“不與惡人言”是其“潔”最凸起的體現。伊尹出仕前的“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也表現出其特定的“潔”，而其出仕后能行堯舜之道于全國，使君為堯舜之君、平易近為堯舜之平易近，這樣他不求“潔其身”自能“潔其身”。柳下惠之“潔”表現在他“和而分歧”（借用孔子之語）的一面：對污者雖表現出“和”，但卻不會異化于污者。在這方面貌子與柳下惠有附近之處。孔子在因佛肸召而欲前去時說過：“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本身如真正“白”就不會因出仕而被染“黑”。子路評其所見到的隱者荷蓧丈人時說：“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成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年夜倫。正人之仕也，行其義也”（《論語·微子》）。不仕當然可以“潔其身”，而出仕并非都不克不及做到“潔其身”。孔子并不因為欲“潔其身”就不求仕，但其求仕也不會放棄“潔其身”的原則。是以他在衛國時住在賢年夜夫顏讎由而非國君幸臣彌子家中，盡管后者表現“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孟子·萬章上》）。
孔子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伯夷、伊尹等人都有“進取”的一面，也都有“有所不為”（按孟子的說法為“不屑不潔”）的一面，不過他們在這兩方面的水平與表現是紛歧樣的，是以有的人（如伯夷）“狷”的一面較為惹人留意，有的人則“狂”的一面較為凸起。
伊尹出仕前重要表現出“有所不為”的一面，而其出仕后“進取”的一面表現得很是明顯，可謂由“狂者”而為“圣之任者”。柳下惠“進取”的一面表現在他能不顧“辱身”而進，這樣看來他可說是分歧于伊尹的另一種“狂者”，并由此而為“圣之和者”。而他“不屑不潔”的一面則是包躲在“和”之中的，他可說是內“介”而外“和”。至于伯夷，孟子認為他“治則進”，是以他也有“進取”的一面。不過對伯夷而言更凸起的是其另一面，也就是“不屑不潔”的一面，他可謂由“狷者”而為“圣之清者”。而對“無可無不成”的孔子來說，除“中行”外，有時也表現出“狂”或許“狷”，但這些都應是“權”而后為的。
孟子當然以孔子為榜樣，不過他“狂”也就是進取的一面仍較為值得留意。除孔子外，孟子推重的還有“圣之任者”伊尹，這是因為伊尹在某種水平上依靠了他的志向。他還持士當急于求仕的觀點，這也表現出其進取的一面[8]。除此之外，孟子還有“不屑不潔”的一面，是以他反對“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并表現“說年夜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盡心下》）。可以說，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無論進退在不遠于仁、分歧于污方面是類似的，而此類似之處也是孟子認識到并能做到的。
五
對古人研討孟子的短期包養進退觀而言，除了上文提到的他關于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的言論外，他對舜、百里奚與子思等人的論述也是值得留意的。
在《孟子》中，對舜的稱述要多于對禹等人的談論。舜從隱居而出仕，又從為臣而為君。孟子主張“堯舜與人同耳”（《孟子·離婁下》），是以舜出仕之道也應是別人可以做到的。《孟子》中提到舜為東夷之人，“發于畎畝之中”（《孟子·告子下》）。舜見帝堯時，“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皇帝而友匹夫也”（《孟子·萬章下》）。舜出仕的特別性起首是他以匹夫而為皇帝之友。堯對舜可謂“尊賢”[9]，而舜事堯可謂“敬君”。孟子認為，后人對待君臣之倫，也應效法堯舜。《孟子·離婁上》有：“圣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包養網車馬費者皆法堯舜罷了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孟子·離婁上》）。可以說，舜之進既是堯“尊賢”而進，又是舜自己“敬君”而進。舜仕而能盡臣道，這是其出仕的另一個特點。
雖然舜出仕后有進而無退，但這并非意味他不克不及退。孟子說過：“全國年夜悅而將歸己。視全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孟子·離婁上》）。從孟子的話看來，舜并非貪戀祿位者。
萬章曾問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并包養合約為人養牛，以此而求得秦穆公的任用，這可托嗎（《孟子·萬章上》）？孟子認為以百里奚的明智不會為此。百里奚在往就問題上能充足顯示出他明智的一面。當晉人以寶物獻給虞公以求假道伐虢的時候，宮之奇進諫而百里奚卻沒有——后者了解虞公不成諫，并且預見到虞國將亡，是以離開該國。孟子認為他“包養俱樂部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往之，不成謂不智也”。后來百里奚又了解秦穆公可與有為，于是相秦，并“顯其君于全國”。孟子認為他“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以百里奚之智，不成能自污以求仕，這就是孟子的觀點。百里奚雖然不克包養ptt不及稱為“圣”，但可稱為“智”、“賢”。他出仕的目標是要“顯其君于全國，可傳于后世”[10]。孟子在此并不僅僅是為百里奚做辯護，也是闡明其求仕不克不及“辱己”的觀點。在此有需要指出的是，進退而能“潔其身”，是需求“智”的。如真有其“智”，則既能潔其身而進，又能潔其身而退。至于為求進而辱其身，則是難以稱為“智”的。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一書中也曾數次提到子思。小國之君費惠公曾以子思為師，他說：‘吾于子思，則師之矣”（《孟子·萬章下》）。而他對顏般則“友之”，并使王順、長息為事君者。這樣看來，子思于費國可謂以君之師而進，這樣其仕也有別于顏般等人。子思也曾仕于魯國。魯繆公曾欲以他為友，子思不悅而言：“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可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成得也”（《孟子·萬章下》）。舜可以為皇帝之友，而子思則不愿為魯國國君之友，他應是想以君之師的成分出仕。但是他并不克不及行其道于魯國，甚至不克不及“安”于魯國。后來孟子離開齊國時，曾提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克不及安子思”（《孟子·公孫丑下》）。從孟子的話中，可以悟出他仕于齊國而不勝利的一個重要緣由。
包養平台孟子還曾與萬章論及子思的一件事：“繆公之于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子思不悅，于卒也摽使者出諸年夜門之外，北面頓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饋也”（《孟子·萬章下》）。孟子認為魯國國君對子思既不克不及“舉”又不克不及“養”。他還指出：國君之尊賢，應效法堯之尊舜，養賢而后舉賢。魯國國君不尊子思，則子思可拒其賜。拒其賜是子思仕而能“潔其身”的一種表現。可以這樣認為，即使就孟子所說的“公養之仕”而言，假如國君養賢而不以禮，甚至待之如犬馬，則賢人也當拒此而退。
結 語
“今夫全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處的時代也可謂“全國無道”。但孟子以全國為己任，見“全國溺”則欲“援之以道”，故雖處于那樣的時代仍有出仕之志。孟子進則欲行道，故對君主陳堯舜之道，而遇道之不可、言之不從則可以退。孟子又說過“失意與平易近由之，不失意獨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全國”（《孟子·盡心上》）。他進雖不克不及行其道于全國，退則能以其道善其身。
孟子之進退觀除與“道”有關外，還與他所說的“仁”、“義”、“禮”相關。孟子未忘平易近之疾苦，進則欲君主“志于仁”，使其行暴政，可以說其仕也是趨于仁的。他還說過“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孟子·萬章上》）——其實也可以說“進退以義”、“進退以禮”。進退以義，則必定反對“事君無義”；進退以禮，則天然不會“進退無禮”（《孟子·離婁上》）。孟子雖急于求仕，但也不愿在國君不加禮的情況下出仕。這其實觸及到不成自污以求仕、以及欲仕而仍要“潔其身”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孔子說伯夷“求仁而得仁”，這應是與他“好仁”而“惡不仁”相聯系的。伯夷“惡不仁”的一面很是明顯，也就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論語·里仁》），而孟子所說“惡惡之心”應該就是指“惡不仁”之心。
[2]在此有需要一提的是，孟子還曾稱贊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盡心上》）。
[3]對孟子而言，曾往見梁惠王這樣“不仁”的君主，表現出他分歧于伯夷；能離開怙恃之邦往列國欲行其道，則又表現出他分歧于柳下惠。
[4]《論語·雍也》中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孟子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可包養妹見他不僅僅是知堯舜之道與好堯舜之道罷了。
[5]這也可說是一種“權”。關于“權”，《論語·子罕》中有：“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6]何晏等注、邢昺疏：《論語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0年版，第165頁。
[7]孟子就“異姓之卿”說過：“君有過則諫，重複之而不聽，則往”（《孟子·萬章下》）。這可以說是“見行 可之仕”者應該離開的一種情況。
[8]《孟子·滕文公下》有“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以及“士之掉位也，猶諸 侯之掉國家也”。
[9]《孟子·萬章下》還有：“堯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于畎畝之中，后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10]我們對百里奚之仕與伊尹之仕可做一比較：伊尹相湯“以王于全國”《孟子·萬章上》，而百里奚只是使秦穆公為霸罷了。且百里奚不象伊尹那樣欲行堯舜之道于全國，這樣看包養一個月價錢來他不克不及稱為“圣”而只能稱為“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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