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復生 著《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聚會場地增訂本）》出書暨媒介
書名：《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增訂本）》
作者：劉復生
出書社：私密空間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書時間：2023年03月
【內容簡介】
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了宏大變化，反應在思惟文明領域則是肇端于中唐而興盛于北宋中期的儒學復興運動。新儒學者鄙棄傳統經生拘守注疏的習氣，將目光心思轉向對儒經義理的摸索，以用之于社會實踐。新儒以復興周孔之道、致君堯舜之業為旗幟，在各個領域掀起了復興儒學的熱潮，波譎云詭，終于走向興盛的坦途。本書力圖從分歧側面提醒這一跌蕩放誕升沉的動態過程，展現變革時代中的壯闊畫卷。
【作者簡介】
劉復生， 1977年考進四川年夜學，先后獲中國平易近族史專業碩士學位、中國現代史專業博士學位。1985年頭留校任教，主治宋史、東北平易近族史，先后任四川年夜學傳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宋史學會副會長、理事等職。撰有《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東北現代平易近族關系史稿》《中國現代思惟史·宋遼西夏金元卷（插圖本）》等著作。
【目錄】
媒介 關于“宋學”與“儒學復興”
第一章 北宋儒學復興運動的產生及其特點
第一節 中國社會在唐宋之際的劇變
第二節 儒學史上的疑經思潮
第三節 “學統四起”與儒學復興運動的特點
第二章 排擠異端：反佛老思潮的高漲
第一節 佛老勢力在唐末宋初的消長
第二節 北宋中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點
第三節 聚會場地 理學家之辟佛老
第三章 古文運動的再興與儒學復興思潮
第一節 宋初文壇的兩種風向
第二節 古文運動的復興與儒學的復興
第三節 以儒家之道為中間的古文運動
第四節 儒家文學政教中間論的復蘇
第四章 史學更換新的資料與儒學復興思潮
第一節 史以明道：史學風氣的變化
第二節 宋人重議論：史論新特點
第三節 唐、五代史的重寫：《新唐書》和《新五代史》
第四節 編年體的復活：《唐史記》《資治通鑒》和《唐鑒》
第五章 “霸道”幻想與政治改革
第一節 教學 北宋後期的政治風尚
第小樹屋二節 政風之變與儒學思潮
第三節 從慶歷新政到熙寧變法：“霸道”幻想的尋求
第六章 興學運動與儒學復興思潮
第一節 由私學到官學和處所立學
第二節 從慶歷興學到熙豐教導改造
第三節 從興學運動看儒學思潮的影響
第七章 儒學思潮影響下的科舉改造
第一節 宋初科舉軌制的發展
第二節 北宋中期的科舉改造
第三節 從科舉改造的發展脈絡看儒學思潮的影響
第八章 理學是儒學復興運動的產物
第一節 北宋儒學復興運動的決裂
第二節 理學是新儒學派別中的一家
第三節 新儒中的新儒：理學及新學、蜀學
結語 北宋儒學復興運動的焦點問題
一、 用義理之學代替章句注疏之學
二、 用儒家之道代替“異端”
三、 復興經世致用的“有為”之學
四、 疑經思潮與古文運動
申論一 宋朝“火運”與“五德轉移”瑜伽場地政治學說的終結
一、 宋朝“國運”的確立
二、 “火神”之祀及其升格
三、 “火德中微”及其重建
四、 炎帝崇祀的流變
五、“五德轉移”政治學說的終結
申論二 宋代“天命觀”的嬗變與新“天命”的樹立
一、 引言
二、 “政治神學”在宋代的危教學機
三、 “恐懼修省”老傳統之回歸
四、 “天命即天理”：新天命之樹立
后記
【媒介】
關于“宋學”與“儒學復興”
儒學思惟源遠流長，它所留下的豐富遺產，迄今仍為極富魅力的探討課題。儒學以它的兼容性，在漫長的歲月中不斷地發展和變化，內容也不斷豐富，因時之宜，隨時而新。在分歧會議室出租的時代，以分歧的思惟色調顯現于世。漢代儒學“獨尊”而年夜盛，“災異”說相伴而生，讖緯神學也隨之風行。西漢經今文家講求微言年夜義，依靠以幻想，而末流有“浮講座場地華無用”之譏，古文之學，遂乘之而起，訓詁章句為后漢儒士所重。漢亡而經學衰，玄風盛而經分南北，儒學經歷了一個相對的沉靜時期。在唐代，儒舞蹈教室家經典被從頭作了“統一”的注釋，同時出現儒、釋、道“三教”并立的局勢。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的劇變培養了眾多的新型學者和思惟家，他們鄙棄漢唐經生拘守注疏而與治道相脫離的學風，將目光心思轉向對儒學義理的摸索，并企求用之改革社會和服務于現實。他們以極年夜的勇氣，盼望重振儒學，“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于既倒”，于是儒學復興思潮跌蕩放誕升沉，漸成思惟的主流。這種有異于漢唐傳統經學的新儒學，經歷了分歧的發展階段，構成許多派別。具有很年夜影響的、有哲理化傾向的理學是胎動于北宋中期而后構成的一個新儒學學派。這種思潮發軔于中唐，年夜盛于北宋，慶歷前后，恰是新舊交爭且新儒代替“舊儒”這一年夜趨向的關鍵歲月。新儒們高唱變通之曲，要用儒家經邦濟世的實踐來改革現實，于是在社會的各個領域掀起了以新儒思惟為標志的復興運動，或復古，或創新，或借復古以創新。
本稿所要剖視研討的，恰是所謂儒學哲理化教學場地的“史前”時期，亦即凡是說的“北宋中期”。具體而言，是指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23—1085），而又以仁宗慶歷（1041—1048）前后為論述重心地點。這一時期，反佛老“異端”的聲浪再度高漲，掀起了一場自佛老風行中國以來廣泛耐久且深刻的反宗教運動；新儒以“古文”為載道之船，風行數百年的崇尚駢驪的“文選”之學聲光年夜斂；在史學領域，卑視漢唐，議論風起，請求在史著中貫注儒學精力成小樹屋為風尚，編年、改纂之風風行；新儒們懷抱堯舜“霸道”幻想，尋求新政之路；本著“士必由于鄉里，教必本于學校”之理念，改造科舉，年夜興辦學；拋卻經師舊說，直追圣意。新儒思潮波屬云委，隨浪而高，付諸實踐，終成新學全國。這場發生在北宋的“儒學復興運動”，影響到了北宋社會和政治生涯的方方面面，表現出了許多新的文明特征，也有人稱之為“宋學”。
數十年來，對宋代學術文明特別其儒學的研討獲得了長足發展，“宋學”一詞得以頻頻應用，可是各家所指的內涵并紛歧致，對“宋學”概念史的討論和剖析頗不乏人。此中兩種廣泛的用法，一是指后世說的道學或理學，一是指宋代包含理學在內的“義理之學”。
應該留意到，“宋學”這個詞一開始就是與“經學”聯系在一路的。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追溯了漢代以來的經學史，其言謂漢代以后的經學多變，到宋代“洛閩繼起，道學年夜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擠以為缺乏信，其學務別長短”。又說：“國初諸家，其學征實不誣，及其弊也瑣。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缺乏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缺乏服宋儒也。”清初諸家之學，就是后文說的“漢學”。1854年，伍崇矅跋江藩之《宋學淵源記》說：“漢儒專言訓詁，宋儒專言義理，原不成偏廢。”就“言義理”而言，自中唐“疑經”以后，到北宋中期，新儒們多不再囿于注疏之說，直抒己意解經，何嘗不是在探研義理？故而館臣說的洛閩“獨研義理”并不確切。北宋後期，許多學者依然堅守漢唐訓詁章句之學而忽言義理，其學不是清儒所言的“宋學”。清人所說的漢宋之別，乃是就治學方式而言的。平易近國夏君虞著《宋學概要》說，“宋學”成分繁復，各學派“重要之思惟，則仍為義理學”，所交流以，“所謂‘宋學’者，乃指趙宋一代三百余年儒家中間思惟之‘義理學’而言”，理學在此中，這是今朝重要的一種用法。例如，朱瑞熙說：唐以前的儒學稱為“漢學”，其后的儒學稱為“宋學”，“宋學中占主導位置的學說是理學”。鄧廣銘說：“應當把宋學和理學加以區別”，“理學是從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把萌興于唐代后期而年夜盛于北宋建國以后的那個新儒家學派稱之為宋學”，“理學只是宋學中衍生出來的一個支派”。漆俠說：這是交流“與漢學迥然分歧的一種新思緒、新方式和新學風”。舞蹈場地諸家所言，已是學界共識。宋學又被稱為新儒學，觸及中國文明的許多方面，這是中國文明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新事物，天然不克不及僅僅看作治學方式，這是問題的另一面。
“宋學”一詞是元代出現的，但它并不是理學的代名詞。吳澄（1249—1333）說蕭士資“器識超異，紹宋學，文藝”。吳氏是理學家，他表揚的這個宋學，應即指理學。但是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撰于1362年）記：書院為宋末太學故址，故而“整理宋學舊板”建為書庫，聚經史百氏之書板，書院“祀先圣先師及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為三賢”。此宋學只是指宋代要籍罷了。成書于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于《儒林傳》外立《道講座場地學傳教學場地》，“后之論者，遂謂宋學即道學”，這也只是一共享空間種說法。明唐樞（1497—1574）《宋學商求》評論宋儒，內容包含宋代的理學家及其先驅，也包含宋初的詩歌和隱士，此“宋學”是指宋代文明或學術。此個人空間后黃宗羲《明儒學案》中，提到“宋學門戶，謹守繩墨”，“宋學未脫二氏蹊徑”，應該是指的理學（道學）。黃宗羲等人的《宋儒學案》（合《元儒學案》而為《宋元學案》），是一部專門梳理宋代儒學且重要是理學的學術史，但沒有提到“宋學”這一概念。案中收有宋代眾多新儒學家，并不限于理學家，如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雖然它將新學、蜀學設定在“另冊”。明末劉宗周《圣學宗要》，以宋代表學諸子為重要內容，風趣的是，是書是在其友人劉往非《宋學宗源》的基礎上編成的，這表白，“宋學”一詞在元明并不是一個很通行的詞語，應用也有必定隨意性，意涵因人而異。
年夜體與修撰《四庫全書》同時，章學誠和邵晉涵均有重建《宋史》之志，目標是“倡導宋學”，他們反對“空談性天”陷于流弊的宋教學學，講求“誠正治平”正途的宋學。邵、章之“宋學”，與元明學者所言的宋學內涵顯然分歧，也與四庫館臣所講的宋學分歧。平易近國初，謹記章、邵之學的劉咸炘也欲重建《宋史》，借以振興衰頹中的“宋學”，傳承重視史學經世傳統的“浙東學術”。所言的宋學，均非“空言舞蹈教室生命”的理學。
四庫館臣將宋學定義為理學，學者多沿其波，專言“五子之術”的宋學逐漸成為理學的另一稱謂。曾國藩（1811—1872）說：“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為上接孔孟之傳。后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為破裂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漢宋之爭中，宋學只要理學五子了。平易近國時期，這是廣泛的用法，如1933年周予同《“漢學”與“宋學”》談道：“‘宋學派’個人空間所以產生，一方固由于訓詁末流的反動，一方實被佛學的‘本體論’所惹起”，“本體研討是‘宋學’的特點。”吳玉章在20世紀30年月初寫的《中國歷史教程》講義中，也是將“宋學”界定在理學的范圍。劉咸炘在1929年說：“濂洛關閩、江西之傳，世稱為‘宋學’，習之既久，遂若宋之學止此則非其實矣。宋世不獨有道家，亦有法家，其成家且勝于唐人，即儒者亦有不在濂洛關閩江西范圍之內者。”劉氏此語，也表白“宋學”是當時對理學的廣泛稱謂，但他并不認可這種觀點，認為把“宋學”看作宋代各種學術文明的總稱更為恰當。
宋代學術文明的豐富多彩給人以許多想象，平易近國初期興起的“新儒學”，往往以復興宋代儒學為幟，試圖在宋代表學（道學）中注進新思家教惟而復活。1923年新儒家張君勱首倡“宋學”或“新宋學”的復活：“誠欲求發聾振瞆之藥，惟在新宋學之復活。”又說：“知禮節而后衣食足，知榮辱而后倉廩實。吾之所以欲倡導宋學者，其微意在此。”1943會議室出租年陳寅恪也談到“新宋學”說：“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惟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樹立是已。”可以看作歷史學家對新儒家的回應。陳氏“新宋學”是“脫除經師舊染”的新學問，然其邊界不甚明確，解釋空間甚年夜，類個人空間似王國維所說的道咸以降“治一切諸學”的“新學”。今有中國宋代文學學會會刊瑜伽場地《新宋學》、浙江年夜學宋史研討中間《宋學研討集刊》，所言的宋學或新宋學，年夜體就是這個思緒，不過著重有所分歧。其與張君勱“新宋學”的內涵與內涵皆異，這是“新宋學”的兩途，本稿不與，姑做簡單交接。
後面所言兩種常意圖義上的“宋學”是一個源頭，發端于中唐而興盛于宋代，蒙文通說：“及至宋仁宗慶歷以后，新學才走向勃然興盛的坦途，于是無論朝野，都是新學的全國了。”這個新學，就是新儒學。儒學不僅是要“游文于六經之中”，還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也就是說，不僅要熟讀六經，玩味其文，更主要的是要用來實踐，用來管理全國。北宋的新儒認為，漢唐的儒者偏離了這個標的目的，所以得復興儒學的固有旨趣，這就不僅僅是治學方式論的“宋學”問題了。宋學從改革舊經學中獲得從頭解釋儒經的權力，尋求六經的義旨，直追所謂“孔子遺意”，呈現出了新的百家爭鳴局勢，人們稱作“義理之學”，此中包括了后起的理學。錢穆說，理學興起之前的一大量宋儒“已與漢儒分歧”，“早可稱為是新儒”；理學由此發軔而發展構成，特重建身養性，是“新儒中的新儒”。
當今學者的表述不盡雷同，可是意旨附近或相通。陳植鍔《北宋文明史述論》論述“宋學及其發展諸階段”，書名是“文明史”，內容是“宋學”。陳著把“宋學”分作義理之學和性理之學兩個發展階段，前者是“與漢唐以來風行的只以對經典字句的解釋為務的訓詁之學相區別”，而后者指“王、洛、關、蜀諸派之學說”。田浩說：“‘宋學’（包含歐陽修、蘇軾和王安石等人）較寬泛的意義被保存下來用以指稱宋代的儒學復興，而‘道學’這一概念則在12世紀的意涵上被用來指代宋學中特定的一支。”陳、田語異而意近。陳著所言王、洛、關、蜀諸派，雖然皆言性理，彼此卻有年夜分歧者，各有發明，都可視為新儒中之新儒。后世所言“性理”更多是指程朱理學的性理，故而明代《性理年夜全》將王、蜀排擠在“性理”討論之外，置之于“不了解而自以為是”受責批的位置。
包弼德《文雅：唐宋思惟的轉型》一書，“焦點內容就是描寫在唐宋思惟生涯中，價值觀基礎的轉變”；“將文學作為焦點的討論角度，許多重要的思惟家，起首被當作文學家來對待”。作者更多是將“唐宋思惟的轉型”放在“古文運動”中來思慮：“古文‘運動’是一個文學-思惟運動，在這里對價值觀的自覺思慮飾演了中間的腳色。”作者本身說，該書“不是一部儒學的歷史”。從讀者的立場來看，這是一部關于宋代的思惟文明史著作，此中包括了儒學史的主要內容。包氏應用“新儒家”（NeoConfucian）來指稱“那些參與到以11世紀二程（程頤與程顥）學說為基礎的思惟運動人們”，這無疑是指普通稱的理學家，但他們只是新儒學中的一支——北宋后逐漸成為主流的一支。土田健次郎《道學之構成》主張,在思惟史上，“宋代是從北宋慶歷年間開始的”，承認這是底本于《宋元學案》的見解。溝口雄三說：“以往宋學狹義地被當作道學、理學、性理學。”將宋學分為狹義（理學）與廣義（宋學）是另一種懂得和說法。
宋學是治學的新思緒，它是開放型的，這是它的精力地點。錢穆曾談道：“宋學精力，厥有兩端，一曰改革政令，二曰創通經義，而精力之所寄則在書院。改革政治，其事至荊公而止；創通經義，其業至晦庵而遂。而書院講學，則其風至明末之東林而始竭。”將經義與治道結合，付諸社會實踐和政治改革等具體行動，就是我們說的儒學復興運動。不過書院講學，北宋中期已近竭歇。漆俠《宋學的發展與演變》一書有“慶歷新政與宋學的構成”專章，以慶歷新政為“宋學”構成的標志，自可視為宋學精力的體現。盧國龍《宋儒微言》緒論題作“政治變革中的北宋儒學復興”，認為“北宋儒學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哲學，儒學復興的焦點主題在于建構政治憲綱，借以制約君權，化解專制政體下集權與用權的牴觸”。
不過普通認為，欲“借以制約君權”是后來理學家發明“天理”的一種緣由。李存山《范仲淹與宋學精力》引錢穆“宋學精力”之旨，提醒了范仲淹的舞蹈場地開創之功，以慶歷新政為宋學精力的具體實施。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特別關注“宋初古文運動中道統意識的重建”，“從柳開到歐陽修的初期儒學，普通稱之為‘宋初古文運動’，這是唐代韓、柳古文運動的直接延續”。而“王安石則代表了北宋中期儒學的重要動向，即改造運動的后體現”。這個論述是余師長教師的獨到之見。綜之，諸家對北宋儒學復興或“宋學”的研討，皆對古文運動和政治改造予以了足夠的重視，不過二者共享會議室在此中擔當的腳色和發揮的感化各家的見解則頗紛歧致。
本稿中，“宋學”與“儒學復興”不是同等的概念。《四庫總目·經部總敘》以“宋學”指稱程朱理學，而伍崇曜所言“專言義理”的宋學，或稱“義理之學”，已經包含了后來成為氣象的理學。本稿所說的“儒學復興運動”，不僅是治學方式和思惟理念的更換新的資料，更在于新儒學思惟在社會、政治和文明層面各領域的實踐。“儒學復興”是儒學思惟史上代替“舊儒”的新思潮，各家側重點和視角有所分歧，見解也不盡分歧，但對“儒學復興”自己共享會議室沒有異詞。至于對“宋學”概念的舞蹈教室應用，碩儒大師，往往而異，不用拘泥于一，相通相異，均可予人許多提醒。
責任編輯：近復